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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!朗润园

作者: 领导者文学网 发布时间: 2020年04月08日 03:01:23

啊!朗润园  

 

 

  季羡林在中关园一公寓一住就是十年,始终是单身一人。到了1962年,叔父去世,他便把妻子和婶母接来北京同住。可是中关园一公寓的房子住不下三个人,于是学校便分配给他朗润园公寓一套三居室的房子。当时13公寓刚建成,季羡林是头一家搬进去的。
  朗润园在北大校园的东北部,这里原来是明清名园之一,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。190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了,朗润园也变成一片荒芜,只剩下一弯湖水,一座土山。1962年北大开始在朗润园旧址修建职工宿舍,共建了六座,结构一样,都是四层,两个门洞。五座在湖东边,由南向北排列8-16公寓;在湖的北部偏西,孤零零地矗立着的,就是朗润园13公寓。
  在燕园院墙里面,还有一个园叫燕南园,与朗润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。燕南园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住,园中错落地建了十六幢西式小洋楼,楼周围是小花园,楼与楼之间有水泥铺的小路相通,满园树木参天,绿草如茵,分明是一派欧式庭院风格,与燕园内整体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迥然不同。
  燕南园地处校园中心地带,围墙外就是图书馆、学生宿舍、商店、食堂、篮球场,人声鼎沸,喧闹异常,但是园内总是静悄悄、空荡荡的,人迹罕见。教授们住在这里真是闹中取静,想必会有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的感受吧。这里一向被视为燕园的“世外桃源”。自燕京大学建校以来,学校著名的教授大都住在燕南园。到了1962年,像著名教授冯友兰、王力等也都住在这里。冯友兰的“三松堂”也因此地而得名。80年代初,季羡林曾经有希望住进燕南园,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,为了纪念这段因缘,他特意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《燕南集》。
  可是,时移事易,事隔四十年后的今天,当年人人向往的燕南园,因年久失修,更兼“文革”期间抢占住房的破坏等原因,已经变得草木凋零,小楼颓败,杂草丛生,一幅“废园”的凄凉景象。与其相反,当年荒凉的朗润园,如今却是水木明瑟,曲径通幽,绿树蓊郁,红荷映日,一派旖旎风光。朗润园现在是北大众园中最美的一个园。有一次,季羡林同一位老朋友去庐山归来,老朋友到他家拜访,看见朗润园的风景,对他说:“你家里有这么好的风景,还到庐山去干什么?”可见朗润园给人的印象有多美。
  季羡林自从搬进朗润园13公寓后,便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单身生活,总算有了自己的家。季羡林说:“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。”
  季羡林一家给左邻右舍的印象是忠厚俭朴,古风古貌,还带点乡土气。三位老人的人缘极好,他们受到朗润园老人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,与邻里的关系也很融洽,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。季羡林人称“季爷爷”,妻子彭德华人称“季奶奶”,婶母人称“老祖”。孩子们见到他们,大老远就喊:“季爷爷好”,“季奶奶好”,“老祖好”。三位老人也会含笑回应一声:“真乖,好孩子。”
  季羡林家里也是一团和气。季羡林自己说:“叔父去世以后,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华从济南迁来北京。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,从来没有半点龃龉,总是你尊我敬。自从我六岁到济南后,六七十年来,我们家从来没吵过架,这是极为难得的。我看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,也不为过。”
  老祖虽然年迈,但身体健康,精神愉快,操持家务主要靠她。老祖天天背着一个大黑书包去采买食品菜蔬,成为朗润园的美谈。
  妻子虽然文化不高,只念过小学,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有什么意义,也从来没想知道,在这方面她和季羡林之间可以说毫无共同语言,但是,她是一位贤妻良母。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,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。她同婶母一起,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,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,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。
  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。他写道:“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。食前方丈,杯盘满桌。烹饪都由老祖和德华主厨。饭菜上桌,众人狼吞虎咽,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,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,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。”对这样的家庭,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,都会黯然失色。
  此时,季羡林的女儿婉如、儿子延宗都已大学毕业,分配到北京工作,并且都成了家。每逢节假日,女儿和儿子带着家人来朗润园团聚,季羡林家三间屋子便人满为患。祖孙三代,老老少少挤在一起,有说有笑,边吃边聊,热热闹闹,其乐融融。季羡林这时,看在眼里,喜在心上,烦恼之事,一扫而光,完全沉醉在天伦之乐的温馨氛围之中。
  张中行先生在朗润园住过,是季羡林的邻居,后来又成为好友。他曾经用“厚朴”两个字评价季羡林其人;又用“陈旧,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”来评价季羡林的家。张先生不愧是老作家,有眼力,这两个评语,可谓一语中的,入木三分。
  现在就借张中行先生的评语,先来谈谈季羡林的“厚朴”。
  在北大这个圈子里,季羡林是名教授;在全国这个大圈子里,是人人皆知的学术大师。可是看装束,则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。他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圆口布鞋,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。他走在人群中,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从外貌看,他像工友,又像老农,没有一丝学者的风度。他青年时期,曾在德国留学十年,为什么不穿西服?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。季羡林的回答是:“那些一句洋话也不会说的人,都穿西服,打领带,装出洋派头的样子,我有逆反心理,所以不穿。”这固然是原因之一,但不是主要的。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,不也总是一身竹布长衫,一双力士球鞋,手拿一把油布雨伞,往来于北京各大名校间去讲课吗?陈寅恪先生从西方留学归来,在清华任教时,不也是身着长袍,肘下夹着一个布包,不认识他的人,还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吗?中国老一代学人,特别是在国外留学多年后归国的大学者,钟情于传统衣着的情结,与其说反映了他们对某些不学无术,却西服革履的所谓”西崽”们的反感,不如说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心理。

  当然,如果仅仅从衣着上来理解季羡林的“厚朴”,就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了。在权势者、富有者、大学者中,也有不少衣着朴素,待人平易,谈吐得体的人,但他们在不经意中,往往会流露出自己的拥有,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他们的朴实和平易不过是一种装饰。季羡林则完全不同,他的朴实和平易极其自然,是打心里“流”出来的。他无需装饰,因为他本来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平凡的人。
  至于季羡林的性格,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?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。关于这个问题,他本人从未谈过,外人揣摩的倒不少,但难免失真。可是,有一次,他在谈论交友之道时,偶尔泄露出对世态人情的好恶,让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。
  2019年1月8日他写过一篇散文《佛山心影》,内容是记1999年初冬,应香港企业家石景宜博士之邀,赴广东佛山做客的一篇游记。石老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作过重大贡献,曾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。季羡林与石老萍水相逢,一见如故,遂成好友。
 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,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?我从来没有作过总结。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一下。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:质朴,淳厚,诚恳,平易;骨头硬,心肠软;怀真情,讲真话;不阿谀奉承,不背后议论;不人前一面,人后一面;无哗众取宠之意,有实事求是之心;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,而是多为别人考虑;关键是一个“真”字,是性情中人;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。我曾写过一篇短文《我害怕天才》,现在想改一下:我不怕天才,而怕天才气,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,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。古人说:“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”,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一些境界,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完全做到。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,虽不中,不远矣。简短一句话,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“知音”。孔子说:“勿友不如己者。”“如”字有二解:一是“如同”,二是“赶得上”,我取前者。
  既然是“勿友不如己者”,而且“如”字取”如同”解,那么,这段话无疑可以看作是季羡林的自况。
  仔细琢磨这段话,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。它既包含了我们民族传统中做人的基本准则,比如:质朴、诚实、气节、利人等等,还流露出一股山东人特有的执著、仗义和梁山好汉式的硬气。把这些综合起来,也许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。
  再谈谈季羡林家的“陈旧”。
  如果走进季羡林的家,定会让你吃一惊:水泥地,大白墙,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房间,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老样子。家具都是学校发的,既旧且破。没有客厅,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。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,是老祖和妻子睡的,占去了半间屋子。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,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。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,这间屋内除了一床,一桌,一椅之外,便是书,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。这样的屋子和陈设,的确够陈旧的,一点现代化的气息都没有。
  不过,今天你若去季羡林家,就会发现情况有所改善。这事儿说起来也算是个笑话。
  1999年春节,中央某领导和教育部长要去给季羡林拜年。事前,国务院办公厅派人来打前站,一是通知访问事宜,二是考察环境。来人对季羡林家的简陋、寒酸吃了一惊,连忙回去如实汇报。上面发下话来,赶紧送去一套沙发,几件家具,以便领导访问时有个像样的环境。不料,季羡林回答说:“不,就这样。”上面见他如此固执,只好作罢。后来,二位领导来拜年时,就坐在狭窄拥挤的书房里和季羡林谈话。房间里只有一张二屉桌,上面堆满了书,桌子两侧放了三把椅子,由于前后都有书柜,所余空间太小,坐在椅子上的人必须上身挺直,不能动弹,是很难受的。事后,有人好奇地问季羡林:“上面要给您换家具,岂不是件好事,为什么不同意呢?”季羡林笑答:“他们今天来换了,等访问一完,就又搬走了。”听完季羡林的回答,在坐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  此事过了不久,北大领导作出决定,无偿给季羡林家装修客厅,并赠送一套沙发。从此,季羡林家终于有了一间像样的客厅了。
  季羡林通常在早晨4点准时起床,洗脸刷牙之后,便来到书桌前,拧开电灯,坐下,开始工作。此时,窗外还是一片漆黑,整个燕园静静的,没有一点声响,人们还在鼾睡。季羡林大概是燕园里起得最早的人。屋子里有两张书桌:一张是写学术论文用的,桌上及周围摊开着各种资料和书籍,虽然看起来零乱,但是用起来方便,伸手便可拿到;另一张是写散文和翻译用的,桌上放着稿纸和笔。他一般先坐在写学术文章的桌前,继续前一天的研究工作。写累了,便站起身来,活动活动筋骨,然后来到写散文和翻译的桌前坐下。如果这时有所感,有所悟,情动于衷,文思泉涌,他便会拿起笔来,很快写出一篇散文来。如果这时缺乏激情,他便翻译一段文字。季羡林觉得,人的脑子就像一把刀子,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,好像刀子用久了会钝一样,这时候,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,搞点翻译,换一换脑筋,就像是磨刀,刀磨过之后,重又锋利起来,回头再搞学术研究,重新抖擞,如虎添翼,奇思妙想,纷至沓来,亦是人生一乐也。所以,尽管季羡林现在已经写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,并且公认为当代散文大家之一,但是,他仍然把自己写作散文称作“余兴”,而非正业。

  他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,窗外渐渐亮了起来,黎明来到了。他抬起头来,透过玻璃窗,往远处望去,东方的天空已是一片青白,朝霞正在慢慢地散开,博雅塔的身影清晰可见。往近处看,窗前的白玉兰正含苞欲放,湖岸柳枝摇曳,湖中碧波荡漾。间或有散步的老人从窗前走过,或者晨练的年轻人跑过,传来咚咚的脚步声。
  这时,房门轻轻地打开了,老伴来招呼他,早饭已经做好。于是,他放下笔,来到隔壁的大屋,坐在八仙桌前吃早饭。早饭极简单:一杯热茶,几片烤馒头片,一碟炸花生米。吃完早饭,他便提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人造革书包,走出家门,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,向外文楼走去。
  从13公寓门口,向右转,只有二三十步,就是一条曲径。季羡林喜爱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。几十年来,他每天沿着这条路走到外文楼去上班,中午又沿着这条路走回家,来来往往,不知道在小路上走过多少次。每次他走在曲径上,便会感到心旷神怡,神清气爽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感。这是一条不过百米长的小路,但是,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路。它在《红楼梦》里都曾有过记载。这条路在燕园里是极为幽静的地方,学生们把它称为“后湖”。小路一面傍湖,一面靠山,蜿蜒曲折,中间有溪水流淌,溪上有一石板小桥,供行人通过,实有曲径通幽之趣。山上苍松翠柏,杂树成林,无论春夏秋冬,总有翠色点染。不知名的小花,从春天开起,过一阵换一种颜色,一直开到秋末。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。夏天,湖中绿叶接天,红荷映日;一到冬天,则有白雪覆盖。
  这是一条神奇的幽径,也是校外人很少知道的北大一景。
  这条幽径给季羡林留下印象最深、最让他留恋的,则是路边的一株大藤萝。它既无天棚,也无支架,而是攀附在几株大树上,盘曲而上,大有直上青云之慨。每到春天,走在树下,一股幽香会蓦地撞进鼻官,抬头看去,在团团绿叶中,一簇簇紫红色的藤萝花正在绽开。季羡林每次走在藤萝下面,闻到淡淡的幽香,听到嗡嗡的蜂鸣声,会“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,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”。不幸的是,后来这株藤萝被人砍掉了,这使他悲哀至极。他提笔写了《曲径悲剧》这篇著名的散文,表达了他的愤怒与悲哀。
  季羡林总是提前十几分钟来到办公室。待到8点钟,东语系的同事们上班的时候,总能看见他坐在系主任办公室,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季羡林以身作则的行动,使东语系教师、干部也都准时上班,少有迟到的。
  季羡林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和参加的会议太多,因为除系主任职务以外,他还担任校内外的许多职务。整个上午,他就在参加各种会议、处理各种事务、接待各类来客中度过,一刻也不得休息。
  中午,季羡林又沿着幽径走回家去。午饭也极简单,以素菜为主,吃面食,也吃米饭。他喜欢吃大葱就馒头,这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。他特别爱吃荠菜馄饨。春天,每当他早晨离开家时,看见老祖背着大黑书包,艰难地往小土山上走去,就知道老祖是去挖荠菜。这时他便幻想着午饭时可以饱餐一顿荠菜馄饨,心里乐滋滋的。
  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。吃完午饭,看看报纸,翻翻杂志,歇息片刻,便又去外文楼上班。
  傍晚,下班回家,走完曲径,来到13公寓西边几间古老的平房前,他会停下脚步,站着同房主人聊几句天,顺便看一看他种的花。这几间古老的平房坐落在密密的竹林里,很不起眼,可是却大有来头。原来是清代保卫八大名园的侍卫们住的地方。现在住着一对老年夫妇:女的是德国人,北大教员;男的是钢铁学院教授,中国人。季羡林在德国时,就认识他们,算是老朋友了。自从季羡林搬到l3公寓,老朋友又成了老邻居。两家人之间经常来往,逢年过节,互相拜访,感情十分融洽。
  季羡林是喜欢花的,但是他既无空闲,又无养花水平,买几盆名贵的花,总养不了多久,就呜呼哀哉了。而这位钢院的教授却是个养花的行家。他喜欢种外国的唐菖蒲,还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。最难得的是,他种了一种特大的牵牛花,比平常的牵牛花要大一倍,如小碗口一般。每年春天开花时,颇吸引行人注目。据说,此花来头不小。在北京,只有梅兰芳家里有,齐白石晚年以画牵牛花闻名于世,临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牵牛花。
  季羡林为了赏花,路过时,和花主人聊几句天,顺便也看看“蹭”花,满足一下自己的美感享受。看完“蹭”花,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。这时,饭菜已经摆在桌上,全家人一起吃晚饭。饭桌上,季羡林总要同老祖、妻子聊聊家常,或者听一听她们有什么见闻。
  饭后,在没有电视的年代,季羡林便又回到书桌前,继续写作,或者顺手拿过一本书来“随便翻翻”。这“随便翻翻”是鲁迅先生说的,其实它是治学者开扩眼界,发现新意,积累资料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。如果翻到有价值的资料,有新意的见解,他便会随手拿过一张纸片,把它记下来。这些纸片有信纸、旧日历、用过的信封、请柬等等。几十年过去了,季羡林随手记下资料的纸片,已经与他“等身”了。在有电视以后,他除了看新闻联播外,还喜欢看(听?)说书节目,什么《小五义》之类的,这是他一天中惟一的消遣。

  晚上9点半左右,他准时躺下睡觉。
  季羡林同大家一样,每天八小时上班,甚至超过八小时,而他那一千万字的著作是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呢?主要就是在每天早晨从4点到上班前的三四个小时里写出来的。从1946年住进沙滩红楼开始,他便每日清晨4点起床,读书写作,无论冬夏,从未间断,及今已近六十年矣。很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这件事。他这种勤学的精神,也给人们很大的激励,同时,赞誉之声,不绝于耳。但是,季羡林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写作,却是鲜为人知的。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吧。1985年他写过一篇散文《黎明前的北京》,文中写道:
  三十几年以来,我成了一个“开会迷”。说老实话,积三十年之经验,我真有点怕开会了。在白天,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。说句过火的话,我简直是提心吊胆,心里不得安宁。即使不开会,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。只有在黎明以前,根据我的经验,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。因此,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,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,我心里安安静静,一下子进入角色,拿起笔来,“文思”(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)如泉水喷涌,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,锐不可当。此时,我真是乐不可支,如果给我机会的话,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。
  因此,我爱北京,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。 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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